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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创新,社会的责任——读《居里夫人文选》有感(下篇)

未知 admin 2016-04-11 14:50


        任务确定了,还需要有方法。“我们的分离方法只能依靠放射性,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那种想象中的物质的其他属性。”于是,居里夫人和他丈夫一起,将自己独立建立的测量放射性强度的方法和自己发明的测量仪器同已有的化学分离方法相结合,建立起一套全新的依据物质放射性的化学方法。
         任务确定,又有了正确的方法,接着便是数年的按部就班的辛苦的提炼工作。按理说,具体的提炼操作并无太多的创新,在科学研究的探索意义上说,不应该有太多的困难。然而诚如居里夫人在她的自传中所写:“我们差不多花了四年时间才取得了在化学方面所要求的那些科学证据,证明了镭确实是一种新元素。如果我有足够的研究条件,做这同样的事情也许只需要一年。”她和他的丈夫,“我们没有钱,也没有合适的实验室。要做的事情很多,又很难,却得不到其他人的帮助。一切简直就是白手起家”。
        居里夫人的这番话表明她并非如以前我所读到的有关文字竭力要向我宣扬的那种“高大全”的完美形象,不是真的“任劳任怨”,她其实有许多的抱怨。然而,我正是在她写的关于她丈夫和自己的两个自传中读到不少这样的“怨言”,才读懂了居里夫人为何一再推辞写自传,竭力呼吁“在科学事业中,我们应该关心的是事,而不是人。”一个社会,如果非要一位“高大全”的人才能贡献出自己的聪明才智,为社会做出重大贡献,那么,这个社会的结构就一定存在着重大缺陷,就一定正在埋没甚至扼杀未能有幸脱颖而出的许多人才。在这种情况下,出现创新人才就不能成为常态,而是一种侥幸的偶然。成功者不过是献身一项事业的许多人中的少数幸运儿。
        我们今天在事后才想起给予取得重大成果的科学家和其他为国家和人类做出重大贡献的人献上鲜花的时候,回味一下居里夫人在《皮埃尔•居里》中写下的不少这样的“怨言”是有教益的。她抱怨了物质条件:“我们可以想象,一位热忱无私的学者,全部身心埋头于一项伟大的研究,可是一生都受到物质条件的掣肘,最终也未能实现自己的梦想,他该会留下多么大的遗恨啊!这个国家有她最优秀的儿女,是她最大的一笔财富,然而他们的天赋、才能和勇气竟然遭到荒废,这不能不让我们感到深深的痛惜。”在这方面,她甚至具体提到了职位升迁和薪水太低要为日常生活操心的烦恼,引用皮埃尔•居里的话说:“无论什么职位都自己去谋取,这是多么令人难堪的事情啊。我实在不习惯这种做法,它会使人道德败坏。我向你说起这些就心烦。我觉得,纠缠进这一类事情中,不时会有人来向你传闲话,简直再没有别的事情比这更能摧残人的精神了。”她还抱怨了有缺陷的传统教育制度,指出:“有人认为他(皮埃尔•居里)反应迟钝,他自己也以为自己头脑慢,而且常常也这么说。但是我认为这种看法并不完全对。在我看来,他在成人之前,必须思想非常专注地思考一件事情才能得到一个精确的结果,对于他来说,打断自己的思路或者改变自己的思路来适应外部环境是非常困难的。显然,这种人只有因材施教才会在将来有大的发展。然而,公立学校显然一直未能针对具有这种智力特点的人提供一种有效的教育方式,而具有这种特质的人其实要比通常人们偶尔会注意到的多得多。对于皮埃尔•居里来说,他没有能够成为某所学校的一名优秀学生倒是值得庆幸,他的父母别具慧眼,能够看出他的困难所在,避免了让儿子接受很可能会毁掉他今后发展的那种传统教育。”即使在她和她丈夫功成名就,获得了令人羡慕的殊荣时,她也有抱怨:“好事也带来了许多烦恼。获得诺贝尔奖使我们成为公众人物,大量应酬搞得毫无准备也不善于应酬的皮埃尔•居里不胜其烦。来访的人不断,天天都收到大量信件需要处理,还有许多约稿和演讲邀请,所有这些都是既费精力又要占用很多时间的事情。皮埃尔•居里为人宽厚,不愿意拂逆别人的好意和要求。他同时又明白,如果总是这样盛情难却,他的身体必然会被拖垮,他的宁静心境和研究工作也一定会被打乱。”并引用皮埃尔•居里的话说:“人们请我写文章和作讲演,如此过不了几年,向我提出这些要求的人就会惊讶地发现我们再没有干出任何事情。”对于法国政府在他们成名之后给予的优惠,居里夫人没有“感恩”,反而将之奚落为“迟到的改善”。
        上面提到的居里夫人所抱怨的100 多年前科学工作者面临的种种困难,我国的科学工作者每天都在遇到。徐迟所写的早期陈景润的故事,与其说是一位有才华的数学家的成功经历,不如说是侥幸存活的一株生命力已被摧残殆尽的小草。现在普通民众最敬佩的农学家袁隆平,据有关报道,也要“尽量使自己避免卷入复杂的人事纠葛,把精力集中到工作上。经历了无数次人为或非人为的实验失败,忍受着历次政治运动中的人格侮辱,才最终取得成功。”改革开放以后,对研究人员的同研究工作无关的要求和干扰大为减少,但是由于社会,特别是某些科学管理人员不知道科学创新需要怎样的条件,阻碍创新的“好心”措施仍然不少。比如说,对科研人员的那种记工分式的所谓“量化”和“细化”的科学考核,那种“官本位”的等级制,就是典型的外行“管人”而不“管事”,不仅最不公正,还诱导出许多本质上属于弄虚作假的不正之风。
        那么,研究人员需要什么呢?需要的是对研究工作过程的支持,而非“迟到的改善”。需要维护他们专心从事研究工作的环境,那就是居里夫人所希望的尽量少些“来自外界的种种干扰”,使他们有一个宁静而安详的工作环境。居里夫人的抱怨也是迟发的“怨言”,对于她自己已经毫无意义,而是在提醒社会应该认识到对于科学研究这一创新事业应负的责任。居里夫人在100 多年前对社会的这些批评,仍然具有针对性、切中时弊。
        在这种意义上,居里夫人的原始博士论文以及她所写的居里传和自传,就不只是青年科学工作者值得好好阅读,我们整个社会都可以从中获得教益。